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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股吧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合法性的行政与司法判定标准

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合法性的行政与司法判定标准——解读最高院驳回海南裕泰再审裁定

2019-07-16 11:46 来源:竞争法与商业战略

原标题: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合法性的行政与司法判定标准——解读最高院驳回海南裕泰再审裁定

山东黄金股吧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合法性的行政与司法判定标准

在我国,对纵向垄断协议尤其是转售价格维持行为(RPM)合法与否的判定,长期以来一直是令企业感到困惑的一大难题,重要原因在于行政与司法对RPM是否构成本身违法判断标准不统一。相应的,反垄断理论研究与实务界也划分为两大阵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分别支持企业的RPM行为应适用本身违法以及需进行合理性分析两大派别。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查处了较多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2019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某汽车公司的固定或限制最低转售价格(RPM)行为。2017年,上海查处了伊士曼品牌航空涡轮润滑油、捷波朗品牌耳机RPM案,江苏查处了江苏百胜电子有限公司(VIVO手机江苏总经销)RPM案。以上案件,从总局到地方执法机关在对RPM的行政处罚决定中,采取的均是本身违法认定方法,即依据《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直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这些案件的查处,有效震慑了实施相关违法行为的企业。

然而,司法机关对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法性判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举证责任与认定方法。在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案、东莞横沥国昌电器商店诉东莞市晟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案中,上海与广东地区法院均采取了合理原则。法院认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必须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才能被认定为垄断协议。《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同样限定该法第十四条的纵向协议行为。同时,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原告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仅证明被告采取了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并不足以认定其行为的违法性。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体现了司法与行政执法标准的不同,但此前两者尚未在个案中直接发生冲突。

案情回顾

海南裕泰公司垄断案则将这种差异带来的判定冲突直接摆上台面。作为我国第一起纵向垄断协议的行政诉讼案件,海南裕泰垄断案历经一审、二审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三个层级法院的判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该案由此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裁决在一定时期内对纵向垄断协议的执法与司法将具有极大的参考和指引价值。

本案中,原海南省物价局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海南裕泰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饲料产品销售合同》第七条,即要求经销商对让利标准保密并服从甲方的销售指导价,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一项“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价格”的法律规定,由于经销商并未实施该垄断协议且海南裕泰公司在调查中积极配合,最终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随后,海南裕泰公司不服此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展开全文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需结合该法十三条第二款综合考虑相关价格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也就是说,仅仅形式满足该法十四条的纵向协议形式要件,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要证明协议对竞争的排除和限制效果。一审认为海南裕泰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等因素决定其合同规定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不构成垄断协议。判决原海南省物价局撤销其行政处罚决定。原海南省物价局不服,提起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垄断行为规制的原因在于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对垄断行为不仅要制止,还要预防。《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固定转售价格协议并不以该法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排除、限制竞争”为构成要件。因此,只有经营者提交证据证明其协议满足该法十五条的适用除外情形,才可免除处罚。法院同时认为,民事诉讼中涉及垄断行为的民事案件以造成实际损失为前提,而产生实际损失必然以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前提,因此与行政诉讼的证明要求存在差异。二审判决首次提出民事与行政案件中纵向垄断协议证明与判定的标准。

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请。

裁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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