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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卖万斤粮,求购自行车,他成了全国新闻人物_国际黄金价格走势图

5月18日,杨小运在应城杨河镇大堰村田里插秧。

40年前,改革大幕从农村徐徐拉开。

应城农民杨小运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分田到户;另一个就是杨小运超卖万斤粮求购“永久”牌自行车。

5月17日中午,烈日当空。在应城市义和镇义和社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监工的杨小运。

头戴草帽,挽着裤腿,满脸黑红,汗珠直滴。当了29年国家干部,杨小运不改农民本色。去年9月,杨小运从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岗位上退休。休息了几个月,闲不住,他又应聘去一家公司做工程监理。

路边停的一辆越野车引起了记者注意。“这辆车我开四五年了。过去那个年代在农村骑自行车都很稀罕,现在买车在农村已不是新鲜事。”杨小运感叹,这种变化,40年前想都不敢想。

大着胆子分田,就是为了“吃饱肚子”

1976年,19岁的杨小运当上了应城杨河公社卫东大队六房生产队长。之前,他在大队企业干了4年,种树,放鸭子,打铁,喂猪,做酒。“当时大队让我回去,说是前任队长不干事,年年完成不了粮食定购任务,大家吃不饱饭。”

六房生产队有122个人、226亩地。人均差不多两亩地,咋会填不饱肚子?不信邪的杨小运带着大家苦干一年,任务仍然完不成,肚子照样吃不饱。“田里只长草不长谷。竹叶草长得密密麻麻,野荸荠苗像旗杆。”

第二年,再干,还是老样。啥问题?“大家出工不出力,用力不用心。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1979年,夏粮收了,失望透顶的杨小运动起了分田到户的念头。还没开始,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就找上门说:“中央没这个政策,不能分。可以试着先分到组,闷着搞。”秋播时,杨小运把生产队分成3个小组,再将田分到组。“实际上就是将‘大锅饭’改成了‘二锅饭’。”

第二年夏收,六房生产队一下子就完成了全年粮食定购任务,群众有了饭吃。杨小运更加坚定了分田到户的想法。“看我们分田到组搞出了名堂,夏书记同意我们私下分,试一下。”

1980年10月,六房生产队分田到户,按劳动力,每个5亩;按人口,每人1亩。“我家6口人,3个劳动力,分了21亩地,加上房前屋后的地,一共27亩。”“当时就认一个死理,肚子都吃不饱,咋教育大家‘三热爱’。”杨小运说,“我个人的愿望很简单,吃饱肚子,盖三间房,娶个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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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奖售给杨小运的永久牌自行车,如今保存在应城市档案局展览室,至今已有37年历史。据了解,杨小运超卖万斤粮的发票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打了一个赌,一不小心成了名人

1981年8月,六房生产队用夏粮(小麦)和早稻完成了全年4万公斤粮食订购任务,田里还有110多亩中稻、140亩晚稻没收。

县里干部来生产队调查时,杨小运表示,还可以向国家多卖1万多斤粮食。“这还真不是吹牛,当时地里12亩中稻、11亩晚稻长势很好,收一万二三千斤谷不成问题。”

干部将信将疑,杨小运说:“咱们打个赌,如果我超卖1万斤粮食,就卖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农村家庭“三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杨小运就差自行车。“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完全当真。”

媒体的关注,让这个“赌”成了热点。1981年9月5日,《孝感报》刊发了一条百余字消息“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各级媒体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北日报》分别进行了报道。杨小运一下子成了全国新闻人物。

很快,上海自行车一厂作出回应,不仅愿意满足杨小运的要求,还承诺:凡是当地农民超卖万斤粮的,都将奖售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厂长王永昌还专程赶到应城,送来一辆龙头上扎着红绸花的“永久”牌自行车。

9月20日,杨小运卖了10380斤稻谷。27日,公社通知他去开会,奖售给了他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花了169元。有人让我骑一圈,一骑就倒了,大伙儿都笑了。”

11月,杨小运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不搞责任制,我卖不了那么多粮食;不是那辆自行车,我成不了‘名人’。沾改革光,我杨小运撞了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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